我们的世界 4

want1000 · 发表于 2007-1-7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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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求助于潘绥铭教授
1989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
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开始被叫做“民运”，结果被叫成“暴乱”，最后又被叫做“风波”的那场运动。
1989年，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重要的一年，标志性的一年，里程碑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里，我认识了性学专家潘绥铭。由于他的开导，我逐步走上了新的生活之路。因为在这一年里，在那场“风波”中，我在天安门广场结识了一名19岁的大学生。此后，我们便同居了8年。
1989年春天，天安门广场的那场事件，已经开始了。那时，我天天听广播、看电视。
一天中午，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中，听到播音员傅成立介绍人民大学的潘缓铭先生讲“性解放”问题。
我记得潘绥铭先生讲了这样的意思：中国人对“性解放”的理解，大都是错误的。性解放，不是乱搞两性关系，而是针对传统的性压抑而言的。这就是说，人类对自身的性欲望、性需求，不要压抑它，而要解放它，使性行为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这才叫“性解放”。
我一听，就觉得有道理，是真正的科学。
多少年来，我的同性恋的性欲望、性需求，一直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怎么样解放它，使其处于自然状态呢？
我找不到答案。
于是，我给潘绥铭先生写了封信。当时，我还不敢说自己的同性恋方面的事，只说，我在性方面遇到了问题，很苦脑，很想结婚，但一直结不了，很想向你潘先生求教、求助，从而解除我多年的痛苦……。
我怕潘先生工作忙，拒绝接待我，我还向他说明，我也是人大毕业的，咱们是校友，希望你一定帮帮我的忙。
信发出以后，我就静静地等待着。
还好，没几天，我就收到了潘绥铭先生的来信。他约我去他家里面谈。
我顿时感到这个人很好。对于我这样一个陌生的求助者，在我没有说明我的性苦脑真相的情况下，潘先生能约我去他家里面谈，足见其助人的真心和诚意。
按照规定的时间，我来到新街门外大街X号。这是一个军队大院，因为这里停放了好些军车。潘绥铭住在××－×号。
我到了他的家。
他比我年轻好多，一看就知道，他是“文革”后的大学毕业生。他的妻子也在家里，并且有一个小女儿。我进屋后，他的妻子领着女儿出去了。
我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地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性痛苦，我一直没有说出“同性恋”这三个字。
还是他敏感，主动问我：“你说的是不是同性恋啊？！……”
听了他这话，我心里格登一声，既感到他说对了，又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我想求助于他，让他帮助我解决问题，因为我还想结婚，还想生儿子。
他说，这也是个习惯问题，可以培养，比如异性恋者，从小就培养了一种意识，像小孩子“过家家”玩等等，就是培养意识的一种形式……。
我心里觉得他说的不对。我好像不是这么回事。我小时候，也玩过“过家家”呀？！
他又说，和异性接触是很美的，你可以慢慢体验，一点点就会好过来的。
我还是觉得他说的不对，我不是这么回事。于是，我对他说，我现在还交了个女朋友，我见到她时，一点都不喜欢她……。不可能慢慢去体验……。
他说：“你对女的从来就没有过欲望？……”
我说，那也倒不是，年轻时有过，但很短一段时间就过去了……，后来对女的就不感兴趣了。
他又说：“那你是不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我说，我都40多岁了，这些年来，我见过的女的，我自己都不记得有多少了，但没有一个让我产生那种欲望的……。可我现在，对很多男的却有那种欲望……。比如，我在大街上看到一对对年轻的恋人，其中女的，无论多么漂亮，我都不感兴趣，而对其中小伙子，有不少，我都特别感兴趣……。
他又问我：“你有过和男人相爱的经历吗？”
“有过……”我忐忑不安地回答，因为他是性学专家，我不能不说真话。
“什么时候的事？”
“大学二年级时……”
“大学毕业后还有过吗？”
实际上是有过，而且还不止一次，但我不敢说实话了，都讲出来了，是不是自已太不像话了？于是我说，大学毕业后这些年也有过，但都是我喜欢人家，人家都不是，结果也不成，所以我就很痛苦……，前几年，我还爱过一个大学毕业生，是我们同一个系统的同事，我苦苦地追求了4年，什么也没得到，哎呀，别提了，搞得太痛苦了……。
他看看我说：“如果你同性恋方面的欲望确实很强烈，那就不要结婚了，找一个男朋友，一起过也行……。”
我吃了一惊！！！
心想：“还可以这样？这怎么行啊？！……”
可我马上又冷静下来了。我想，他既然是研究性这方面的专家，他的话恐怕不会没有一定的道理的……。
但我还是疑惑地看着他。
他又对我说，前些天，社科院有个老教授和他带的硕士生发生了这种事，刚好让他的老伴碰见了。他老伴带着一个20大几的儿子来我这里，问我应该怎么办？我对老太太说，你不要管他了，就装着没有这回事就行了。这也不会破坏你的家庭，你们都那么大岁数了，儿子都那么大了……。
潘绥铭看了看我又说，如果你确实不喜欢女的，那就不要结婚了，找个男朋友过，也行……。
我说：“这也很不好办，真正在一起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说，现在中国的现状是，中国人对同性恋都是歧视的态度，看不起这种人……。
我又问，有什么办法治疗吗？中医、西医，我看过不少了，也不管用，我真的很痛苦。
他摇摇头说，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办法……。
我又说，（19）84年以后，我已经知道社会上可以交这种朋友了，我发现，这种人还真的不少，国家也不知道有没有学术机构研究这方面问题，我都想参加这方面的研究……。
他说，据我所知，中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研究同性恋的学术机构，有的学者，个人在研究，都纯粹是学术性的问题……。
我迫不急待地说，如果可能，我参加你的研究好吗？！……
他说，可以，我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刚刚开始。
我又问，人民大学搞这方面研究的有多少人？
他说，就我一个。
我又问，原来你是学什么的？好像咱们国家还没有性这方面研究的专业？
他说，从医学角度研究是有的，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还没有。
我说，我真想参加这方面的研究……。
他说：“行，我们保持联系，有这方面的事情，我会找你的……”
我看也差不多了，不能占用这位学者更多的时间。于是，就主动告辞了。
潘先生很客气，把我送到楼下。
我是骑自行车来的，又骑自行车往回走。我边走边想，“找个男朋友一起过”，这可能吗？简直是天方夜谈。
今天，当时间过去十四五年后的今天，我已经认识到，“找个男朋友一起过”，这毕竟是当年潘绥铭先生播进我心里的一颗种子。若干年后，这颗种子渐渐地在我心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所以，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潘缓铭先生给予我的朋友般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这是科学的帮助。
接下来，1989年那场“风波”就越演越烈。我就没有与潘缓铭先生再联系。
1989年底至1990年初，潘绥铭给我寄来了一些性行为方面的调查表，让我替他散发。那是他研究的课题。我按照他的要求做了，算是对他这位朋友的回报。
1990年元月3日，潘绥铭给我来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南方性学研究所，要开一次学术会议。如果你能去，便可以成为这个学会的会员。如果不能去，可否写篇论文，由我带去，也算参加会议，可获得会员资格。……如果无暇写论文，可否写个自我推荐材料，我去争取（会员资格）。
我想，这个“会员资格”好像还是很重要似的。我还想，“南方性学研究所”？难道还有“北方性学研究所”吗？我从信封上又看到，“南方性学研究所”在江西宜春市这样的小地方。
中国性学真没有地位。
不管它了。写篇论文吧，把多年来积迂在胸的话全说出来，一吐为快。先是收集资料。但我所在的这所大学，一本同性恋这方面的书都没有。
哎，真悲哀！好悲惨！
我终于在书店找到一本可供参考的小书。
我正常的教学任务还很繁重,一直挤不出时间写论文。最后，总算挤出了点时间，一气哈成。论文的题目为《重新认识同性恋》。
在这篇论文里，我主要阐明三个观点。第一，同性恋自古以来就存在，因此，它是“常态”而不是“变态”；第二，同性恋是生理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同性恋和道德无关，更不是道德败坏；第三，同性恋是人生的正常需求，不是追求“享乐”，如果是追求“享乐”，为什么不去追求异性？
论文写好后，我给潘绥铭写了一封信。
潘绥铭同志：
您好！
论文《重新认识同性恋》写完了，同时按要求写了一式二份的论文摘要。希望您帮助推荐，能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费用我设法找一个单位解决。
论文是宣泄多于议论。因只用2—3天时间，边看资料，边思索，边写，质量不高。不过，把我想说的话，基本上都说了。没留底稿，望您千万不要丢失了。
本学期，我的课程5月底结束。6月上旬，我刚好参加会议。
我论文用的是笔名于潜洋。
论文附后。
祝
工作顺利！
?? 于XX
?? 1990.02.26
潘绥铭把我的论文寄到“南方性学研究所”了。研究所给潘缓铭回了信。
潘绥铭教授：
您好！
3月5日来信收到，一切详悉。
寄来“重新认识同性恋”一论文摘要，已转交筹备处，准备编入论文摘要汇编。
现寄上会议通知两份，请查收，并希转交于XX同志。如欲参加，希通知他主动将资料寄交我所卢盛波。
我会拟邀请你前来讲学，希尽量争取前来参加，并将讲稿写好，争取月底前寄来我所，必须统一复印讲义胡廷溢。
此复
祝好！
?? 胡廷溢
?? 90.03.15
潘绥铭教授将这封信转交给我了。没过多久，潘缓铭又来信了。
于XX老师：
您好！
南方性学所已回函，附上。请尽早安排，争取参加。
胡廷溢是所长，宜春医专校长。
匆匆
祝好！
?? 潘绥铭
?? 90、03、27
信中附件是“全国第四届性学学术会议、全国性咨询与性教育骨干培训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关于会议须知有这样的内容：“论文入选者为正式代表，论文未入选或无论文者为列席代表。正式代表交纳会务费40元，列席代表交纳会务费60元，资料费28元。特邀代表免交会务费及资料费。入选论文将汇编为论文摘要集，并向有关学术刊物推荐发表，在适当时候全文编入《中国性学》第二集。”
这个通知的落款是：中国性学学会筹委会、南方性学研究所（代章）1988、09
从落款的日期可以看出，这个会在两年前就开始筹备了。
我当时在积极想办法解决参加会议的费用问题。因为那时工资还不足百元，我即使作为正式代表，会务费还是40元，资料费28元，再加上到江西宜春市的往返交通费，我个人承担，真的有点受不了。再说了，我参加这个会议之后，我能得到什么，我能取得什么收益？！
这时，我又接到了潘绥铭的一封来信。打开一看，有“南方性学研究所”所长胡廷溢给潘绥铭的信，还有让潘绥铭转交给我的参加这次会的正式通知。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潘绥铭教授：
您好！
寄来于潜洋同志的论文“重新认识同性恋”一文，已收到了，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学术会议的论文文摘已印好，因此未能赶上编入，请原谅！
最近北医大王XX教授曾到我们这里一起审稿，“重新认识同性恋”一文也一起看过，经商议觉得该文观点新颖，在占有资料方面也有根据，但问题是其观点与我国当前法律背道而列，牵涉到会议的导向问题，因此不宜印发，但在小组讲座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当前我国对性问题还是非常敏感，为了稳妥起见，希望暂时受一些委屈，并请见谅！
论文可暂放我处，气候适宜时再行考虑如何处理。
于潜洋同志仍可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现寄上通知一份，请查收并收到后转给他。
祝好！
?? 胡廷溢
?? 90、05、05
这份通知是这样写的：
于潜洋同志：
经复审，你以正式代表资格参加会议。
特此通知??
?? 中国性学学会（筹）第四届性学学术会议会务组
?? 南方性学研究所（代章）
?? 一九九0年四月十五日
看了上面的信和参加会议的通知，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学术讨论会的观点，难道还要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进行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法律又是根据什么来制定的？！没有科学为依据的法律，还叫法律吗？！
“会议导向”？！学术讨论会议是导向科学呢？！还是导向法律？！我真是搞不明白！
好在胡廷溢所长还承认“暂时受一些委屈”，还愿意等到“气候适宜时再行考虑如何处理”。还把我这个论文未入选的人作为正式代表。
哎呀，我又出格了！我总是经常出格！一说真活就出格，最后的结果就是不让你说话，鳖死人了！
写一篇论文，在货真价实的学术会议上，都不让我发表。这还叫学术讨论会吗？这样的学术会议，还能推动学术（科学）发展吗？
哎，在中国活着真难！但愿有出国机会，我一定争取出去。
尽管如此，我想，只要费用能解决，我还是要参加这次会议的。我想亲自见见中国的性学专家们，听听他们在同性恋问题上，究竟有些什么高见？！他们能不能解决中国同性恋者的痛苦问题？！
所以，我就给潘缓铭教授写了封回信。
潘绥铭教授：
您好！
转来的胡廷溢先生的信和会议通知，已收到。谢谢！
我现在正苦于差旅费问题的尚未解决。我自己联系了两个单位，也向我校提出申请，均未得到答复。若有幸，最后能解决差旅费，我恐怕要冒然出席会议的，因我来不及按要求办理交款等报到手续了。
祝
安好！
?? 于XX
?? 90.05.20
最后，还是因为会议费用和交通费用无法解决，我没有参加成这次会议。
会后，我向潘绥铭索要我那篇论文《重新认识同性恋》，可潘缓铭讲，他与胡廷溢所长联系了，说论文搞丢了，找不到了。
我顿时对潘绥铭十分反感！
我说：“我当时就对您讲了，那篇论我没有留底稿，您千万别给我闹丢了！……结果还是给闹丢了……”
我当时的脸色肯定不好看。我真想一气之下，扭头就走。可我又想，我以后还要和他一起搞研究，还有好多事要求教、求助于他，于是，我就忍了。
但我心里真的很难受！那篇论文是我的心血之作呀！
关于我求助于潘绥铭教授和他介绍我参加学术会议以及我写论文的前前后后，主要就是以上这些内容了。
不过，在1990年春天，潘绥铭还给我写了另一封重要的信，介绍我去认识当时还在北大社会学系任教的李银河博士。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于老师：
您好！
北大社会学系有一位女老师李银河，是美国读博士，北大读博士后，目前正在研究同性恋，对北京的社会交往的同性恋做过采访调查。她请我帮她认识一些这样的人。我非常为难。我绝不会把任何人的情况透露的，但她又确实是一个认真研究的学者。因此我想请您自行决定，是否愿意与她建立联系，写信到北大社会学系即可。不管您愿意与否，任何人都不可能从我这里获知您的任何情况，请您放心。
我正在申请世界卫生组织的课题，也是调查社会交往（街头）的同性恋，但要到7月才知批准否。如果获批，还要请您多多指教帮助。
祝
好！
?? 潘绥铭
?? 4月11日
为了信的安全起见，也就是不落在别人手里，潘缓铭这次寄的是挂号信。
我又就此事给潘绥铭回信。
潘绥铭同志：
您好！
4月11日来信收悉。关于北大社会学系李银河老师那里的事，我已经给她写了信，愿意与她建立联系。既然她是由您介绍来的严肃的学者，我出于对您的信任，也自然会信任她的。
我早就想与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交换些意见，改变一下我国目前在这方面宣传的片面性。从我这种心愿来说，我是感谢您给我介绍李银河老师的。
关于您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的课题，如果批准了，肯请您接纳我参加这一课题的研究。我自信能完成您分配给我的任务的。在同性恋的问题上，我想为中国人（不敢说“人类”，因国外的情况我知之甚少）做些有益的事情。因为就整个中国社会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仍处于一种愚昧无知的状态。
祝安好！
?? 于XX
?? 1990．4．19
我当时给李银河写下面这封信。
李银河老师：
您好！
人大社会学系潘缓铭老师向我介绍了您。说您是一名严肃的学者，还在研究同性恋问题，并对北京的社会交往的同性恋作过采访调查，还想认识一些这方面的人。
我早就想与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交换意见。从我这种心愿来讲，我是感谢潘缓铭同志向我介绍您的。我也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希望与您建立联系。望约时间，我可前来见您。
祝好！
?? 于XX
?? 1990．4．20
后来，我也不知道潘绥铭的课题申请下来了没有。总之，他没有约我去参加他的课题研究。我也没再就此事去问询他。
再后来，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我与潘绥铭就渐渐失去联系了。
若干年后，我在书市中看到他写的一本书《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我翻看了一下这本书，因为他写的全是异性恋的内容，我不感兴趣，所以我就没有买。
当时，我对他这本书称之为“性产业”的内容，是不完全认同的。因为很明显，“性产业”在中国（其实也并非在中国）不能只包括异性恋的内容，还应包括同性恋的内容。作为一名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所讲的“性产业”，居然不包括同性恋的内容，这不能不是潘教授的一大失误，一大败笔。
又过了几年，我又看到潘绥铭写的另一本书《生存与体验——对一个地下“红灯区”的追踪考察》。这本书，我买了。目的是想借鉴一下他的写作方法。因为我早就准备写的《我们的世界》这本书，并且已经开始进入我的写作日程了。
求助于潘绥铭后，我最大的收获是两点。第一，他在我心里播下了“找个男朋友一起过”这颗种子。或许正是由于这颗种子的作用，我才有了后来的与唐超的8年的同性恋同居生活。第二，他介绍我认识了李银河，从而又认识了王小波。这两个人，对我后来的生活，都有不小的影响。当然，主要是他们那种献科学的精力所给予我的影响。我所以要写《我们的世界》这本书，可以说与李银河、王小波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就不相信，在中国，同性恋者自已就不能写一本书，而要有异性恋者来写我们。
由求助潘绥铭而引出的故事，就是这些。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与潘缓铭、李银河的通信，全是原件的抄录。这些原件我保存至今。因为当时我就认识到，这些信件对我一生的意义。
??
六、接受李银河、王小波采访
1990年春天，李银河接到我的关于愿意接受她采访的信之后，她给我打来了电话。从李银河的声音中，我已经感到，她对我能够接受采访，显然是高兴的。我自然也很高兴。我早就希望与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交流，早日解除自己的痛苦，早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虽然已经不年轻了，但若现在能解决这一问题，一切还都不晚……，生个儿子，好好过日子……。
更重要一点，是我想参与李银河的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研究。几十年的痛苦，让我早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真应该好好研究研究，而且我认为，非同性恋者研究同性恋问题无法代替同性恋者自己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我想研究同性恋问题的愿望，非常强烈。因为几十年来，我受其折磨，实在是太痛苦了。因此，接受李银河的采访，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是求之不得的。
我按约定时间，在下午1点半，准时来到北大西门。
北大西门，古香古色。毛泽东那奔放不羁的“北京大学”四个大字，就挂在校门上方。1963年秋，我来北京上大学。那年国庆节时，去颐和园玩，乘车第一次路过北大西门时，看到北大西门那既古老又壮严的场面，让我心里激动了好久！当时，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成了中国的“高级人物”了，能看到毛主席的亲笔题字，能在全国著名的北大门口走过，这是多么自豪和荣耀的事啊！中国又有多少名人、伟人曾经都是出自于北大啊？！自己能路过这块风雨宝地，将来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那时候，真不知自己的将来该有多么美好！
我当时，以激动无比的心情，把这些都写信告诉了弟弟，让弟弟转告爸爸和姐姐。因为爸爸和姐姐都认不了几个字，看不好我的信。
今天，当我再次来到北大西门时，当年那种激动的心情，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言难尽的迷惘和惆怅。
1963年至1990年，27年的时间过去，我已经从一个莘莘学子变成了一个中年男子。北大在我心目中，早已不那么神圣、那么高不可攀了。因为我毕竟也是M大学的毕业生啊！
可自己今天依然平平庸庸，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而且，现在还一直在为自己的性趋向问题痛苦不堪！
我希望这次重新来北大西门，借助这块吉样之地，能解除我几十年的痛苦……。
我非常重视这次的被采访。
李银河他们那个研究所，当时是在北大西门马路西侧的那个小院里。那个小院有一个很雅致的名字，我现在已记不清了。
我走进了那个小院。
我问李银河博士在哪里？一位30岁左右的男士，指引我走进一间办公室。
李银河见到我时，很客气地让我坐下，并拿起暖瓶，给我沏了一杯茶水……。
我记得采访时我们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屋子，是会议室或活动室之类的。李银河和我坐在那间大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中间是一张大桌子。
面对着大约比我小10岁左右的李银河博士，我十分敬佩。她朴实无华，普通是不能再普通了。但我知道知识的力量，科学的力量，我静静地等待她的提问。
来时的路上，我已有思想准备，等她把问题全都问完了。我再向她提问、请教。
她先同我聊起了我的教学工作，我想，可能这里采访者缓解气氛的一种方法吧！聊着聊着，就聊到正题上了。
我不得不佩服李银河的谈话技巧。
“…………”我是由生以来第一次这样向别人详细讲述自己的性爱情感经历的，“……我上小学时，亲过一个女孩……，初中时，就喜欢班上的男生……高中的时候，暗恋过好几个男生……，大学时和同班一男生睡过一夜……他不是，以后就拒绝了我……。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县政府工作，断断续续找过几个人，虽然他们都不是，可有的也做过……我想改，也找过医生，但没有用……。接受你的采访，也希望从你这里能够得到帮助……我一直很痛苦……。”
我讲述完了以后，李银河问了我几个问题。
“你怎么看同性恋者不断更换性恋对象？”
其实，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早已经思考好久了。五、六年的同性恋生活经历，使我在这个问题上早就有了明确的认识。我说：“取之不难，弃之恐怕也就不可惜了……”
她又问，“你认为同性恋者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利？”
我不暇思索，马上就说：“爱的权利！！！”
我的语气和神态，都大大加重了这句话的重要性。
她又问：“你不认为同性恋者破坏家庭吗？”
我当时没答上她这一提问。虽然我心里十分不赞同她这一观点。可事后，我想明白了，真正的同性恋者，根本就不会与异性结婚，根本就没有家庭可言，（像我现在就没有家庭一样），何来“破坏家庭”之说呢？！
可惜，我当时没答上来。
李银河还问我：“你（们）不怕得艾滋病吗？……”
我说：“我和一个同性恋朋友也谈过这个问题，如果碰上了，也就认命了……，总不能因为害怕艾滋病，就不生活吧?……”
还讨论了些什么问题，我已记不清了。
我向她表示，希望她能帮助我，让我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还表示，愿意参加她的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研究，希望她能把我作为这个专题研究的合作伙伴。
我记得，对于我这两点希望，李银河回答得都不是十分肯定的，有些含混不清。
我还对她说：“你们不是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进行研究，如同隔靴搔痒，不解决根本问题，……”
对此，李银河只是笑笑，不置可否。
她还向我提问了一些让我无法向她这位“女士”开口讲述的问题。我说：“我没法对你说……”
她说：“你说吧，没关系，我什么都可以听！……”
我被她这种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所打动。于是，我就说了……。
采访快结束时，我还问李银河：“你们为什么要回来而不留在美国？现在好些人要出去都出不去，你们怎么还回来？……”
李银河只是笑笑说：“都这么说……”
采访大约进行了3个多小时，快到下午5点时，才结束。
结束之前，李银河又提出，希望我明天下午再来一次，她的丈夫王小波还要采访我。
我开始有点不情愿。你都采访完了，也都记录下来了，干么还叫王小波再采访一遍？！但我又考虑，他们都是这方面的学者、专家，多聊聊也没什么不好，说不定对我还能有些帮助，我还会有些收益，于是就答应了。
我记得，当时李银河还对我说，王小波写了一些小说，算是个作家。问我看过王小波的小说没有。我当年的心情，由于自己的性痛苦，早已对小说这类浪漫之作没有了任何兴趣了，于是就说：“没看过。”而且我心里还对自己说，我也不想看。
李银河可能也看出我这种表情了，也就没再说什么。
在我写这件往事的时候，很有些遗憾。如果当年李银河能再主动一些向我推荐王小波的小说，如果我当时还不是被性问题折磨得那么无路可走而还保留着看小说的兴趣，我都会去读王小波的小说的。如果我当年读了王小波的小说，我对王小波的认识，我与王小波的关系，可能就不是现今这种状况了。
第二天下午，我也没有课。我又按约定时间来到北大西门的西小院，接受王小波的采访。
王小波，个子高高的，脸黑黑的，男人味挺足的，但并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王小波主动与我握手（写道这里，我不能不插一句，13年后即2003年夏天，我到XX出版社去取被退的书稿时，那两位编辑都尴尬地站在那里，没有一人敢与我握手，大概怕我传染艾滋病给他们），并为我沏了一杯茶。然后，他就坐到昨天李银河坐的那个位置上。我自然也就坐到我昨天的位置上了。
他问，我答。
他记录并不快，至少比我慢。
我看不出他今天的采访比昨天李银河的采访又有什么新角度。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问我：在什么情况下，两个人可以做成“69”？
我说：“你喜欢叼他的，他也喜欢叼你的，就可以做成‘69’！”
王小波点点头，表示理解了，并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
我和王小波之间，还是那张大桌子隔开的，他记了些什么，我不便看清，也不想看。——这是一个礼貌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
王小波采访我时，不离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同性恋朋友”。
“我们的同性恋朋友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同性恋朋友对我们讲……”
“我们的同性恋朋友反映……”
“我们的同性恋朋友介绍……”
“我们的同性恋朋友的活动地点是……”
“我们的同性恋朋友还带我去了过……”
…………
王小波的“我们的同性恋朋友”这一称谓，让我感到作为一名同性恋者，自己受到别人尊重了，也被别人认可了。于是，心里就挺舒服的。而在这之前，同性恋者似乎总是与“下流”、“无耻”、“道德败坏”甚至“疾病”、“犯罪”等等相联系的，自己虽然知道自己不是“下流”、不是“无耻”，也不是“道德败坏”，更不是“疾病”、更没有“犯罪”，但是，毕竟从来也没有想到还会被别人称为“同性恋朋友”。
当时，我对王小波这种称谓，有些理解不透，不知道他是真的“尊重”同性恋者，还是出于“客气”，为了获得被采访的同性恋者的好感。
今天看来，这是很清楚的了。在1990年，王小波就敢于称同性恋者为“朋友”，这是很大胆的，这也是对传统理念的一种反叛和颠覆。他这种大胆的反叛和颠覆，我想一定是建立在他当时对同性恋问题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他虽然只是这么一句简单的称谓，可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称谓，却把当时那些对同性恋的愚昧无知的认识和称谓一扫而光。
今天看来，我觉得王小波这句话，好像开辟了新中国同性恋史上的新时代。
当时，王小波采访我时，给我的印象也就是一个普通学者。他坐在那里，常常是一种思考状，没什么特别之处。他也没发表什么高见或高论，也没有提出我难以回答的问题。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初入道的学者，知道的同性恋情况并不多，方法似乎也一般……。
我昨天已向李银河表示了，想参与他们的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研究。今天，我再一次向王小波表示，自己愿意参与这种研究。王小波也只是哼哼哈哈地答应了我。但怎么做，怎么开展研究工作，他也和李银河一样，没有任何具体意见。
接受完王小波的采访，也已近下午5点钟了。他很客气，他叫出了李银河，一起来送我。他们又向我提出了一种希望，让我给他们介绍一些同性恋朋友，接受他们的采访。我对他们说，我去争取一下看看，据我所知，不少人（同性恋者）是不愿意接受采访的。
我在接受他们采访的过中，已经知道他们采访过不少人了，例如“XX丹”等等……。
后来，我确实建议不少同性恋者（我接触到的），去接受李银河和王小波的采访。但是，当着我的面，没有一个人表示愿意去的。只有一个人，要去了李银河的地址和电话，并对我说，他考虑考虑再作决定。
我当时常为自己没有找到一些愿意接受李银河、王小波采访的同性恋者而感到遗憾和歉疚！我心里真的希望有更多的同性恋者去接受他们的采访。这样，可以让专家早日得出结论，可以让更多的人早日摆脱痛苦，从中受益。
离开了北大西门那小西院，我乘上32路汽车（后来才改为332路）往回走。
两个下午的被采访之后，心里的东西都向两位学者诉说完了。但我怎么办？怎么生活？我怎么参与他们的研究？……还都是一头雾水……。
我有些失望……，我想让他们帮助我改变自己这样一个目的，一点也没有达到……。
李银河和王小波他们都答应了我的要求，他们的书出版后，要送给我一本。想到了这一点，我又觉得还是有希望的。等看到他们写的书以后，有些什么看法、想法，再与他们交流。这就是说，还有希望再次接触他们这些专业人士。
后来，我还主动给李银河打过电话。问她能否给我介绍一本国外同性恋研究的杂志，我写的那篇《重新认识同性恋》（虽然没有原稿，但可以根据回忆整理出来），想寄到境外发表，因国内无处可发表。
李银河给我来信了。她给我介绍了澳大利亚的一本杂志和该杂志的一位编辑。我按地址和姓名，把稿子寄出去了。那时，向国外寄信，还是很贵的。那是一篇论文，而不是一封平信，按重量收取邮费，但我也在所不惜了……。
结果，是泥牛入海――无消息。
后来，我又分别给潘缓铭、李银河他们打过电话。希望参与他们的研究工作。
潘缓铭当时说，他正在争取国际方面的基金援助，如果成功了，会请我参加这方面研究的。
潘缓铭还问了我关于浴池里同性恋者的一些情况。他想拍摄。我说，那恐怕不行，没人愿意让你拍摄的。不过，我向他介绍了当时吴宇娟刚出道时演的一部电影（名字我忘记了），那里有女浴池的镜头。拍摄时，是把浴池的墙打了一个孔、镜头对着那个孔拍的，演员进入浴池时，知道自己是在演戏，而浴池里的其他人，则完全不知道。——潘缓铭听了我的介绍，似乎很受启发。
我给李银河打电话提出要参与她的同性恋课题研究时，她说，暂时也没太多的事情好做。
后来，我就一直等着李银河和王小波采访我等人而写的那本书。我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写的，因我也想写这方面的书。
但我一直没有等到这本书。
后来听同性恋朋友说，这本书出版了，书的名字叫《他们的世界》。于是，我就到各个书店去找这本书，但跑了好些书店，一直没有找到这本书。有的与我有交往的同性恋朋友说他们有这本书，但我要借来看看时，他们也只是口头答应，实际上并不肯拿给我看。我能理解他们。我如果有这本书，也不会轻意给别人看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找不到这类书可以看的。
我对李银河和王小波很失望。
他们原说好了，书出版后送给我一本。我当时还强调是要买一本的。可他们书出版后，连个招呼都不打。他们采访我时，都记下了我的地址和电话。他们怎么这样？……我的确对他们很失望。
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学者？用你时，什么都说可以；不用你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什么学者，他们是不是在国外混得不怎么样，而回国后急于挣钱才写这类书的？！……
我不往好处想他们，我也不想再与他们联系了。
后来，中国健康研究中心的万延海，搞了一些活动。我去了一次。万延海对我很客气，给了我一个资料袋，还用一个不错的手提兜提的。万延海希望我经常参加他那里的活动。
我回家后看到，万延海给我的那些资料，全是预防艾兹病的，一共3本。直到今天，这三本资料还在我家里放着的。
因为忙，更主要的是不想去，我记得自己去万延海那里也就两三次。
后来听说，李银河与王小波都参与了那里的活动，搞成了一个什么“男人的世界”。尽管这个名字对我很有诱惑力，但我本能地感到，他们这样大张旗鼓地搞，肯定要出问题的，肯定长久了的……。我也不同意他们这种搞法，不愿意将自己的身份公开出去。所以，我基本上没有参加“男人的世界”的活动。
后来，我终于听说“男人的世界”被警方抄了，好些人被抓了，包括李银河和王小波在内。有的人还被告知到单位和家庭，搞得这些人，十分狼狈。——这正是我所预料之中的事情。我不愿因此而失掉工作。我为自己没有参加“男人的世界”活动，没有被抄、被抓而庆幸不已！
我敬佩李银河和王小波等人那种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但我不能参与他们的这种活动。同性恋需要他们这样的勇士，但我还做不了这样的勇士。
我认为，革命时机尚不成熟。我还需要等待。
我按照我的想法、我的作法，在北京工作着，生活着……，等待时机的到来。
我想，在我有生之年，我会看到一些进步的，我会看到一些光明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这是谁也阻挡不了。
说来也真巧！
那是一个冬天的上午。我是上午后两节有课，就在上午近10点钟时，我下了公共汽车，向校门口走去。因为10点10分，我要给学生上课的。就在我快到校门口时，刚好碰见了李银河和王小波。
李银河骑着一辆不新不旧的自行车，王小波就跟在李银河旁边走着。李银河骑得慢慢的，王小波跟着走正好。
我们相遇，实出意外，谁都没想到。原来，他们俩就住在离我们这所学校的不远的地方。
王小波还是很客气地称我为“于志师”，并问我最近怎么样了？！我也就是应酬两句而已。他们的失信，我还耿耿于怀，不想和他们多交往，觉得与这种人打交道，没有什么意思。
我正想走开，不料王小波又提出了问题：“于老师，什么时候能就你的婚姻问题，咱们再谈一谈？！”
我心里真是不情愿。
我觉得他们是从我这里采矿，然后加工卖掉。但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书出版了，连个招呼都不打，而原来说得好好的，是要给我一本的）。可我这个人，就是不太好拒绝别人，明明心里不愿意，嘴里却说“再约时间吧！”我想通过“再约时间”的方式，把这个采访推掉。
可王小波却跟得很紧：“那你看什么时候合适？在哪里谈？”
我心里想，我再也不会去你们北大西门了，我跑了两次，用掉了两个下午的时间，为你们提供那么多素材，而你们书出版了，连个招呼都不打……。真不够意思。
我又想，这次得你们来找我了。可我想，不能让他们到我的家里来。我的家还在单身宿舍筒子楼的一间房子里。人到中年了，家还这么寒酸，不能让他们夫妇俩看到。
于是，我就说：“那就到我们学校来吧……”
王小波又很客气地问我：“那什么时间呢？”
我说：“那就明天上午吧，刚好明天下午教研室有活动，我也得来学校。”
王小波满意地说：“好，我过来。”接着他又问了一句：“上午几点？”
我说：“9点吧。”
王小波说：“行。”
然后，我就与他们夫妇俩分手了，急忙走进课堂。
在王小波与我谈话时，李银河就在马路边站着，她扶着自行车，站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上午9点，我按时来到了校门口。
王小波很守时，早已站在那里等我了。
我微笑着走向他，并与他握手。然后，我带他走进了我们的校园，走进了我们的教研室。在这过程中，他问了一些学校的情况，我如实的向他作了介绍。
当我开了教研室门上的锁，把王小波引进教研室时，不知是客气还是真的，王小波说：“你们的教研室挺大的。”
其实，也就是有三个窗户的那么大的一间房子，相当于一个普通小教室那么大。
因我是与王小波一起走进教研室的，教研室的暖瓶里也没有开水。我要去打开水，王小波一再劝阻，我也就没有去打。
王小波穿一件黑色皮夹克，一条黑裤子，脸也是黑呼呼的，好像总也洗不干净似的，似乎有点“香烟脸”，给人脏兮兮的感觉。
王小波直截了当地问了我的婚烟情况。我向他作了简单的介绍，主要是说性生活不和谐。还没等我说多少，他就问我：“你不是不行吗？！”
我一下子就被他问得好大的不高兴！
我一直把婚姻生活的不和谐的责任，归到女方身上，认为女方不懂性技巧，不会主动与我做爱，而王小波却一语道破，把责任定在我的身上了。我忽然有一种接受不了的感觉，好像被重重地伤了一下似的，于是，我马上本能地说：“今天不谈了，就谈到这里吧………。”
我的心情很不好，心里很不舒服。
我对王小波说：“我自己的生活问题，我想自己写，不想跟你谈了，我就采取老鬼写《血色黄昏》那种写法，以时间为序，也好写，都是自己的生活经历……，如实写出来，就行了……。”
王小波坐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大概，这也出乎他的意料，昨天才说好了接受他的采访，而今天的采访刚开始，就不跟他谈了。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王小波还是静静地微笑地看着我，他似乎有些不解……。
我的心情不好，就发泄了对他们夫妇的不满：“当时你们采访我的时候，我和你们说了，书出版后告我一声，我要买一本，你们还说送给我一本。可书真的出版了，你们一直也没吭一声，我到处买，也没买到……”
我想，我当时的脸色，一定很不好看。
王小波解释说：“李银河那个人，大大列列的，把这事给忘了，等找一本给你……。”
王小波这种解释，也不能让我满意。李银河大大列列的，那你王小波呢？今天，是你第二次来采访我了，还不想想你们第一次采访我时的承诺——书出了给我一本？
我很不高兴地说：“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
接着，我就站起来了——这是“逐客令”。
王小波也站起来了。
我们一起走出了教研室，走在校园里。我们彼此说些无关痛痒的话。
我一直送他到校门口。然后，我与他握手、告别。
真没想到，我与王小波这次不愉快的接触，就是我与他最后的一次接触。
几年后，当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并大量地阅读了他的书之后，我真是悔恨不已！
那次与王小波的不愉快，责任根本不在他，而在我。
我悔恨之极！
我与天才擦肩而过！
我与天才失之交臂！
事情也真怪！
也许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起作用。多少年来，我从来就不看《北京青年报》。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中年人了，那种办给青年人看的报纸，已经不适合我阅读了。
然而，1997年的4月30日，星期三。那天上午，我是后两节的课，下课时，已经12点过了。我先回到系办公室，准备洗洗手，然后去学校食堂吃午饭。因为系办公室离我上课的教室最近。当我走进系办公室时，系办秘书小B，已经坐在那里吃午饭了。我刚要把教案等放到沙发前的茶几上，就看到了茶几上放着的《北京青年报》的一个版面：“北京读者送别王小波”。报纸上还有王小波的一幅照片。
我一下子就愣住了！
我本能地看了一下，是《北京青年报》1997年4月29日第7版，就在这一版的头条，登的这条消息。不前不后，正好就是这一个版面，放在我的面前（这张报纸至今还被我收藏着）。
我睁大了眼睛，急忙读这一消息：“本月10日，知名学者、作家王小波在京病故。”
我心里格登一声。
我没再读下去。我顺手把这张报纸连同我的教案一起放到我的背包里了，急忙洗了一下沾满了粉笔面子的手，与秘书小B打了个招呼，就迅速离开了系办公室。
原本要在学校食堂吃午饭的，结果也没心事吃了。只买了两个包子，用塑料袋裹着，直奔校门口的公交车。我要回家了，更主要的是，我要好好看看背包里的这张报纸。
中午的公交车，人不很多，我坐到了一个位子上。这时，我早已没有心事去吃包子了，而是急忙拿出报纸，看王小波去世的消息：
“26日，在八宝山公墓，王小波的家人、朋友和王小波作品的热心读者等近300余人用最寻常的方式向王小波作最后的告别，鲜花、挽联、黑幛等布满告别室。贝多芬英雄交响曲替代了通常的哀乐。曾被某家报纸多次用在王小波专栏上的一幅照片被选作王小波的遗像。身材高大的王小波躺着，人群陆续走过，不时有人将鲜花、花蓝摆放在王小波身边……一些读者事后说，看见王小波，想到的，竟全是阅读他作品时心智的愉悦。还有读者说，也许，王小波看见我们用这样无趣的套套来送他，又要发笑了——不过，这一次，他狡黠的笑声已经是来自天国。
…………
“在所有前来为王小波送行的读者中，身份最为亲密的‘读者’，就是王小波事业和生活的伴侣李银河博士。正在国外研学的李银河博士是在获悉丈夫猝逝消息后匆忙从英国赶回北京的。李银河博士在本月20日含泪写下的悼念王小波的一篇文字已被编入‘时代三部曲’作为代跋。在那篇文字中，李银河博士说：‘小波在一篇小说里说，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看的书来看。我觉得我生命中最大的收获和幸福就是，我挑了小波这本书来看。我是从1977年认识他，到1997年与他永别，这20年间我看到了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作为他的妻子，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失去了他，我现在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李银河博士还写到：‘我有时常常自问，我究竟有何德何能，上帝会给我小波这样一件美好的礼物呢？’
“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将于下个月面世的‘时代三部曲’（含《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白银时代》）将使他们首次拥有了一个以集纳方式阅读王小波创作精华的机会。一些近年来常在各类报刊追踪阅读王小波小说、杂感、随笔、专栏文章的读者，甚至在告别仪式结束后还在一起相互交换阅读王小波的体验——那一刻，王小波式的笑声仍在活生生地感染着他们，感动着他们，亲切莫名。某位读者说，作为一名性格鲜明、做人作文从来不化妆的学者作家，王小波留给读者的是一个用飞扬的喜剧精神构筑而成的思想的迷宫。另有某位读者说，就语言魅力而言，王小波堪称中国的伯尔。而就文学精神而言，王小波则很像英国的劳伦斯。甚至他们二人的生命年限都一样——曾是惊世骇俗的劳伦斯生年也仅仅44岁。不过，王小波是自由的王小波，是中国版的喜剧的劳伦斯。”
……
“王小波这么‘伟大’？！”我看着报纸上的王小波的遗像，心里产生了这样疑惑。
于是，我把报上的内容又看了一遍。
我已经饿了，拿出塑料袋里的两个包子，边吃边看，又看了一遍。
从学校到我家，还要换一次车，需要1个多小时的时间。中午的公交车比较空，车在三环路上开得很快。
我陷入了沉思。
人生真是不可思议，这才几天工夫，王小波这么年轻，就去世了。他真的像报纸上说的那么“伟大”吗？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家订阅的《经济日报》、《中国证券报》、《北京晚报》和《文摘报》，共4份报纸，怎么会没有一点王小波的消息呢？！
后来，我读了王小波的主要著作。我认识到，王小波真的很“伟大”。这样一位天才，与我面对面，我却认不出来他。
在阅读王小波的著作中，一个让我困惑已久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当年，李银河采访我时，我曾问过她，“你们为什么要回来而不留在美国？”李银河当时并没有回答我。而在王小波的著作中，已经十分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的故事在中国，我的故事在北京，……”。
我终于明白了，王小波是为了他的故事才回来的。
是的，他留下了多少感人的故事阿！他的故事又感化了多少人啊！他的故事里隐藏的思想、幽默和睿智，有震撼了多少人啊！
当时，我想给李银河写一封信，劝她节哀。但又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不配做他们的朋友，也就没有写这封信。我心里还想，也许让李银河静静地度过这段痛苦期，比我写信打扰她、引起她的一些回忆，会更好的。
来日方长，不愁没有机会对他们表示歉意。
在这之前，我从媒体上已经知道李银河调到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了。而且，她不断推出新的科研成果，为中国的同性恋事业在奔走呼号。
在王小波去世几年后，我还在《经济日报》“人物”版上看到李银河的哥哥介绍李银河的一篇文章。他哥哥的意思是希望有人能与李银河重新结合。哥哥的意思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李银河未必会走这条路。“曾经沧海难为水”，有谁能达到王小波的程度？！
2001年7月，在王小波去世4年多之后，我终于提起笔，给李银河博士写了一封信。
李银河博士：
您好！
我是于XX。80年代末90年代初，您和小波回国后不久，在北大西门的小院里分别采访过我（及其他一些人）。之后，您和小波出版了《他们的世界》一书。后来，小波又单独采访过我一次，但不成功，责任在我（当时我并不认识）。
小波去世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青年作家”（这是社会对他的评价）。这时我才开始读小波的著作。读后我认识到，小波是新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这是我的评价，我想将来这也会是历史的评价）。这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悔恨，小波在世时没有和他进行更多的交流。第二个感觉是，天才有时就在你的身边，但你却不易发现。
小波的书，我基本上都读了。我为新中国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而痛心和惋惜。小波的伟大就伟大在他写了新中国作家谁也没有写过的东西（同性恋），并且在国际上得了奖！我深深地爱着小波和他的作品。
小波去世后，您处在深深的痛苦之中，我一直不敢打扰您。虽然十分同情，想写封信安慰您，但总觉得还是不打扰您为好。现在，小波去世已经多年了，您已经平静下来了。看到您在学术上不断进取的精神和所取得的成果，我也深为感动。
……
这些年来，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的话，就是收集了一些资料，准备写点东西（同性恋的）。今天打扰您，目的有二，一是《他们的世界》能否借一本给我看看，我一直没有见到这本书（虽然您和小波当时都说出版后给我一本，可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我也一直没有买到）；二是您如果还想采访，我依然可以送上门来，因为我也想与您交流。毕竟多年过去了，社会有了太多的发展和变化。
写到这里。
祝万事如意！
于XX
2001．7．22
我的电话：6492××××
手机：1361115XXXX
地址是：100101北京×××××××××号
鉴于李银河已是社科院的博导，又是全国研究同性恋问题的专家、名人，媒体上不断出镜，她肯定是十分繁忙的。所以，李银能否给我回信，我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不料，没多久，一本《他们的世界》寄到我家里来了。信封上是李银河的亲笔字。在信封右下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五号”的旁边，还有“李银河”的签名。——这是我1990年春天认识李银河、王小波以来（已经11年了），第一次见到李银河的字。她的字给我的感觉就是“规范”。
我拆开了信封，《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李银河王小波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现在我眼前。
我如获至宝，既激动又感慨。
打开扉页，还有“于XX先生惠存，李银河二OO一、八、二九”的签字。
我把书翻开看了一下，里面还有一些李银河勾勾画画的地方。
我把这本书作为经典，一页一页地认真来读。当我看到书中有关我的内容时，我不仅感到亲切，而且感到光荣和责任。我也把这些内容一点一点地勾画出来了，还要把这些内容摘录出来。我认为，这是我当年接爱李银河和王小波采访时，我对中国同性恋事业的一种贡献。当年接受李银河、王小波采访的所有的那些同性恋朋友，也是对中国同性恋事业的一种贡献。
2001年12月14日，星期五。
北京大学图书馆南配殿，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在这里举行开幕式。
李银河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开幕式。她坐在会场前排嘉宾席的中间（因马上要放电影，主席台上没设座位），旁边是电影导演张元和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导演、编剧崔子恩等人。
我坐在会场的右后方。
开幕式开始前，我走到李银河博士身边，感谢地对她说：“您好！您来了？您寄的书，我收到了，谢谢您！”
“哎……”她对我的出现，似乎有点意外。当她看清楚是我之后，伸过手来，说：“你好，不客气……”
这时，司仪已经站到台上开始试麦克风了。我对李银河说：“那今天就这样吧，有机会再向您求教……”。
“好的，不客气……”她点了点头。
我急忙回到自己座位上了。
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开幕式开始了。
主持人开始介绍嘉宾。李银河第一个被介绍，她站起来，面向观众，给大家举了躬。
我心里真的不太好受。
王小波走了，
李银河显老了，
我已经进入老年期了，
……
人生怎么这么快？！
我想，如果王小波还在，他一定会与李银河一起出席这个开幕式的。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而今天，只剩下李银河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了。虽然她身边有一名年轻的女子（一看就知道是她的助手）陪着她，可我还是为李银河感到孤单，我也为她而想王小波。我甚至想，他们夫妇俩这是为了什么？！自己不是同性恋者，却为同性恋事业献身。如今，王小波早已经走了，李银河还在这样马不停蹄的奔走呼号，甚至她向全国人大立法机构提出，《婚姻法》修改，要容许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存在。
我想，他们这样做，大概就是为了事业，为了真理，为了科学！
这时，我又想到，我曾经认为他们写同性恋方面的书，是为了挣钱。现在，我感到很羞愧！很龌龊！很是无地自容！
原谅我吧，李银河。虽然你并不知道我这样认为过你和王小波，但我只有请求你原谅了，我心里才好受。
原谅我吧，王小波。你的在天之灵大概早已知道了我对你和李银河曾经有过的那种龌龊的想法。我现在请求你原谅了，只有这样，我心里才能安宁。
我还有一个美好的想法。等我写的书出版了，我一定拿上这本书，同李银河一起，同热爱你王小波的许多读者一起，来给你王小波扫墓。
我想，我这梦想一定能实现的。
好了，王小波，那时我们再见吧！
王小波，你是1997年春天走的。
在这年春天里走的，还有邓小平同志。
我唯一的一个弟弟也是在你走的同一个月份里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的。他熬过了整整6个半月，于同年10月份走的。他说，他看到了7月1日的香港回归，而邓小平却没有看到，他感到很知足。
我的弟弟曾是一名海军舰艇战士。他为我们家留下了两个儿子。而我这个哥哥、一个同性恋者，今生今世是不会有儿女了。你和李银河是自己选择了“不要孩子”，而我则是上帝的安排。
我每每想起弟弟，也就想起你王小波；而每每想起你王小波，也就想起弟弟。当然还有邓小平，但那是“国痛”。
你们都是1997年走的。
你和我的弟弟，都曾被我错怪过，错待过。但你们都是忍让我、宽容我，而不与我争是非、论对错。
我愧疚，我难过。
这将直到我生命结束的时刻。
在我写“接受李银河、王小波采访”这篇文字时，我自然又拿出了李银河寄给我的《他们的世界》这本书。这时，我才发现，在寄书的信封背面，李银河还写了这样一句话：“老于，对不起，只剩这一本，上面有我写的字，请原谅。李”。
李银河原来称我“于老师”，这次称我“老于”了，我感到比原来亲切了。
“只剩这一本”，她却送给我了，那她自己不留一本吗？！这是她和王小波的著作呀！怎么可以作者自己不留一本呢？！我感到有些对不起李银河了。
我想写封信给李银河，告诉她，这本书，我先用着，用完后再还给你。作为作者，你自己应该保存一本。但我又一想，她一定很忙，暂不打扰她吧。等我把书用完了，再说吧。
原以为这本书就归我了，所以也勾画了很多地方。这样一来，在这本书里就既有李银河的勾画，又有我的勾画，而且我的勾画，还远远超过了她的勾画。
我想，这本书，就暂放我这里吧。方便时，我会告诉她的，只要她需要，我会及时送给她的。

七、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在李银河、王小波所著的《他们的世界》中，使用了不少当年他们采访我的一些内容。现按书中的顺序，摘录如下：
1、 P49：
一位中年同性者回忆了他最初对异性的感情和接触：“高一下学期，我喜欢班上一个女同学，我当时是班长，她是学习委员，她学习很好。我喜欢她，但不知道这就是初恋，只是感觉朦朦胧胧的，老想见到她。我常常在路上等她，想装作偶然碰到的样子，但见到她之后又不好意思跟她说话。那时我是班里最早入团的人，怕人家说我思想不好，就一直没敢对她表示出我的感情，到后来，就把那感情压了下去。”……正像这位调查对象自己所说的：“我上学期间如果不压抑自己，如果能和那个女孩子接触，也许不会走上这条路。我也说不清楚，也不愿意走这条路，但是没有办法。”
…………
……同一位同性恋者回忆道：“我小学二年级时，班上有个小女孩很漂亮，又活泼，聪明可爱。有一次放学路上，我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亲了她一下，旁边的同学看见了就起哄，我真是羞得无地自容。”
2、 P50：
正如一位调查对象所说的那样：“我个人体会，形成原因既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是可以培养的。我问了许多人是怎么开始的，许多人都是异性恋受挫后转向同性的。《血色黄昏》里就有这种心理的描写。我当时如果得到了那个女的，也许就不会走上这条路了。”
3、 P51：
一位同性恋者说：“文革期间，我和大学里一个女同学比较好，她是69届，我是68届，她就算是我的一个恋人吧。她长得好，人也聪明，我们通过一年多的信，但最后没成，她又找了一个。这件事对我刺激挺大的，当时我对她的感情是挺真挚的。”
4、 P54：
另一例也是在这个岁数上无师自通地懂得的：“上初三时我16岁，班里有个男同学和我关系很好。有一次我们一起玩摔跤，互相搂着，我觉得他身上有一股气味特别好闻，就喜欢和他一起玩。到高中时就有了同性恋行为。我不知道他的感觉，但我觉得他很可爱……。”
5、P58：
一位中年同性恋者告诉我们：“我接触年轻人时，总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一次我认识了×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他告诉我说，他有个上海同学，告诉他上诲有这些事情，并教会了他。”
6、P59-60：
另一位在少年时代就确定了同性恋取向的中年人，在四十多岁时才知道社会上同性恋群体的活动：“我在1984年大男大女联谊会上，认识了一位司机，他开着车很方便，我和他在车上聊到很晚，他给我讲了社会上的事。从此我才走向社会去寻找朋友。”
7、P65：
一位中年同性恋者讲了他的一段罗曼史：“那年春天我到×官去参加大龄青年舞会，碰上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高个、文静、羞羞搭搭的。他让我教他跳舞，就这么认识了。后来他常来找我学英语，有一天晚上就不走了。睡觉时他作了一些动作，我就明白了。他家里条件好，父亲是司局级干部，女朋友挺漂亮，但他不愿意结婚，直到29岁才结婚。我们好了两年多，到现在还有联系。”
8、P67-68：
一位大学副教授说：“我上大学二年级时，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同学。当时我是班干部，负责作他的工作。他对我讲了自己的许多委屈。他学习好，人也长得好。我觉得他受到的待遇很不公平。但又不敢为他鸣不平，只是很同情他。后来就对他产生了好感，我们接触很多，假期住在一个屋里，就有了这种行为（同性恋行为），大约有两三次。他觉得这事不正常，愿望没有我那么强烈，说以后不要再作这些事情，毕业后早点结婚吧。文革中，因我出身好，他出身不好，我们是两派，后来又出去串联，逐渐就没联系了。整个过程中，他不很情愿，我是主动的。”
9、P68：
一位中年同性恋者回忆说：“我有过一个朋友，层次较高，但很小器、不尊重我，想让我成为他的工具，我就有意疏远了他。”
10、P71：
同性恋伴侣取之不难，弃之也就不可惜了。——（这是我的原话，后来我将它精炼为“取之不难，弃之何惜”？）
11、P104：
一位中年同性恋者也这样表达类似的感觉：“一开始互相比较喜欢，有过几次就再也没有愿望了，几次以后，性吸引力就没有了。”
12、P117：
调查对象中还流行着一种貌似生理学的解释：“人的肛门内有性神经，就像鸡的性交是肛交一样。人类进化之后，肛门内的性神经才退化”（这也是我当时讲的一个观点。）
13、P122：
有人这样谈到他与女朋友的一次性经历：“我闭着眼躺着，她给我口淫……过了好久我才起性，然后她骑在我身上，像男人对女人那样干。我始终闭着眼，想着和同性朋友干的情形……我尽量把她想成男人。”
14、P136：
一位中年同性恋者讲述他与女性的尴尬经历：“那次我遇到一个女孩子，她主动追求我，性上也很主动。她告诉我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在性上比我强，那个男的是个工人，她想找大学生。她一说这些，我就觉得索然无味了。作那事时她一动不动，我让她配合一下，她说不懂，没听说过。男的互相都配合的。后来她觉得我不能满足她，就分手了。”
15、P137-138：
一位调查对象交过几个女朋友，他说：“一次别人给我介绍一个女的，大学毕业。我对她没有兴趣，她很主动，制造机会。11点我要去赶末班车，她假装有事不让我走，结果不得不留下来过夜。她在这方面比我老练，可我对她一直不感兴趣。我当时和领导闹矛盾，她老为这事说我，我觉得很没意思，我只能应付差事，抱抱吻吻，不是发自内心的。她主动，我不情愿。最后还是分手了”。
16、P142：
一位同性恋者这样说：“我结婚是出于无奈，可以说是为结婚而结婚。到三十七八岁没结婚的男人引人注目，很多人给我介绍女朋友，没有感情谈不起来，周围舆论就说我挑剔。”
17、P143：
还有一位说：“好多人为了父母结婚，我为姐姐结婚，她62岁了，我从小丧母，是她把我带大的。她看我一个人在外、孤孤单单的，经常掉泪。我外甥女来信说：妈又为你掉泪了。为了安慰她，我不得不结婚。”
18、P150：
有位40多岁才被迫结婚的同性恋者说：“我春节结的婚，现在5月份了，我妻子仍是处女。她原是个40岁的老处女。她婚后经常为这事跟我吵闹，夜里不让我睡觉，可我一和她接触就毫无兴趣了。过去我有过一位女友，发生关系时她先给我口淫，女在上位，可我妻子完全不懂这些。她是个极正经的人，作政治工作的，对自己要求很严。她经常哭，还对她家里人说了，弄得丈人全家不理我。”他认为“妻子的性要求是负担”，“结婚的目的是为结婚而结婚，没有性，各方面也不能融洽，一想起家里的事就觉得很心烦。但知道大多数家庭的生活也不美满，就这样凑合过吧。”
19、P166-167：
一位年龄较大的调查对象说：“十大明星是自封的。有一伙人喜欢凑在一起，招人讨厌。那些招摇的，都是文化低、地位低的，故意卖弄，像过去烟花馆里的娼妓，总想大红大紫什么的。有人居然自称男妓，像给我多少钱，我就卖，真有不知廉耻的。”一位调查对象提到圈内知名度很高的一个人时说：“××长得不漂亮，出名的人不一定漂亮。真正长得好、玩得好、层次高的，不会出名，出名的都是层次低的、敢胡闹的。”……“我讨厌那些打扮得妖里妖气、疯疯癫癫的人。”
20、P169-170：
一位调查对象作了这样的解释：“在单位找谁去？培养半天，结果人家不是，瞎耽误工夫。在外边找容易得多了。”另一位回忆道“我在×市工作那几年，有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我们单位的同事，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羽毛球。我向他表示了多次，他一开始根本不懂，后来懂了，但生理上心理上都不能接受，实在受不了。我们直到现在还经常通信，他到北京出差时会来看我。那段时间我很痛苦了一阵。”
21、P172：
另一位说：“社会上认识的人有事也互相帮助。我认识×校一个人，他去日本时，我托他捎过东西。×市一位朋友也帮过我的忙。银行的一位朋友与我合作写过书。这种关系中不一定非有性关系不可。”
22、P176：
一位中年人说：“我有一次碰上一个比我小几岁的，说自己是便衣警察，我说我也是，结果他不是。即使去了公安局，你跟我做了这些事，也就说不清了。所以我不大怕警察。”
23、P182：
一位调查对象这样说：“我尽量躲得他们远一点。他们以此为职业，当饭吃，我不喜欢。”
24、P186：
一位同性恋者说：“有个四川的小伙子在我家过夜，他说要看看我的收录机，我就拿给他看了。第二天早上，他说要早走，我还去车站送了他，回来发现收录机被拿走了。我很生气但没办法。平时还有小东西被顺手拿去，像太阳镜什么的。”
25、P186：
另一位岁数较大的同性恋者同一个年轻人交往后，年轻人找他要钱，说手头紧缺钱花。“我说，这样不好。他说那就算了。最后我给了他20元钱，有点帮助他的意思。他有点后悔，说：‘我可能不该提。’要钱伤感情，多数人是不要钱的。”
26、P211：
一位中年同性恋者这样说：“我对小孩有犯罪感。”
27、P213：
有一段时间想出国，到同性恋居住区去生活。
28、P214：
一位中年同性恋者说：“我是后悔走上这条路的，但后悔也没有办法，一生的路是很艰苦的。我碰上大学的女同学，她们问我为什么不结婚，并说，我们当初对你都不敢有奢望（他年轻时十分英俊，她们都不敢指望他能答应和自己交朋友）。由于没有满意的生活和美好的家庭，给亲友带来了很多痛苦。”
29、P217：
一位同性恋者说：“人有爱的权利，即爱自己喜欢的人的权利。爱的对象是异性就没有问题，是同性就不能公开，难道这公平吗？人有互相爱的权利，人有分房子、入党、提干、甚至竞选市长的权利，当然首先还是爱的权利。”
30、P218：
一位中年同性恋者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认为不正常，十分痛苦，在他已过“不惑之年”之后，却逐渐改变了看法，认为这是自然的了，他为一个性学会议写过一篇题为“重新认识同性恋”的文章，其中一些观点很能代表此类同性恋者的价值观。文中指出有三个对同性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一为“变态论”，他认为，既然同性恋是古而有之，那它就是常态，不是恋态；其二为“道德败坏论”，他认为这不是道德品质败坏的问题，因为他曾经痛恨自己，极想改变自己，但终于改变不了，可见至少不是明知故犯；其三为“享乐论”，他反问道：如果是为了追求享乐，为什么不去找异性呢？
31、P219：
他们当中流传着北京某艺术团体一位艺术家的“事迹”，这位同性恋者的单位领导找他，给他做工作，希望他能改变自己的性取向，他回答说：“我没办法，你们把我杀了吧。”（这是我讲给李银河的。）
32、P220：
一位中年同性恋者说：“1984、85、86、87这几年，我每月结识好几个伴侣，结识了好几十个，有的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接触。我能见面眼熟的有一二百人。有的就是见面彼此点头打个招呼，有的有亲切的感觉。现在这已是公开的秘密，神秘感不强了。我知道有七、八个接头的地点。”
以上就是李解河、王小波所著的《他们的世界》一书中，所使用的我给他们提供的资料。但这里需作以下几点说明：
1、我当时是口述，李银河、王小波他们都是笔录，因此有个别出入，也是难免的；
2、我的故事是完整的，是以时间为序的，李银河、王小波他们为了阐述学术观点，把我的故事给“肢解”了，时间也被“肢解”了；
3、李银河、王小波为了使材料显得更为真实可信，对我的称呼前后有变，有时说“一位中年同性恋者”，有时说“一位年龄较大的同性恋者”，还有时说“一位大学副教授”……如此等等；称呼变了，但其中的内容并没有变，而是千真万确的；
4、我接受李银河、王小波采访的时间是1990年春天。

99123 · 发表于 2007-4-29 17:08

哈，感谢分享!

wuyou000 · 发表于 2007-5-4 12:41

謝謝分享...........很不錯...........

lanhuhahaha · 发表于 2007-6-23 17:28

不错啊，^_^

暖光 · 发表于 2013-5-23 15:24

非常值得一读！！！！

yellowhuang10 · 发表于 2013-5-23 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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